杜润生绕着绕着破了局

这个一生低调，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，大概从没想到，他走后，会是海啸般的纪念。

“农村改革之父”、“农村改革参谋长”、“杜润生走了，一个时代结束了”……各种各样的论述，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，推向台前。事实上，“杜润生”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。

“我们欠农民太多”

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“包产到户”，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仍是“不许”。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，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，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，被众人称作破局者。

晚年的杜润生，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——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。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，“尊重农民选择”和“调查先行”的重要性。

1989年，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。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。逝世前，他挂念的也是“农口”那些事。

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，二十多年间，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，即使在2003年“非典”时，他也没间断过。“整幢办公楼，就他办公室开着”。

在那间光线昏暗，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，他写下了“当时我们认识到，中国的农村改革，一切‘便宜’的方法已经用尽；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，就很难再前进一步”。

办公室冬天极冷，要靠电取暖烤手，而在转型中的中国让他停不下来。他戴着茶色的眼睛，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，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：免农业税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，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，警惕权贵资本主义，保护生态环境……

“我们欠农民太多”，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。

他不止一次地，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，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，是个系统工程，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。

杜老90岁寿辰时，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“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（徒子徒孙）称号，能让我们引以自豪”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。那天到会的“徒子徒孙”很多，周其仁之外，还有陈锡文、林毅夫、张木生、翁永曦等。

杜老有着“纵横折衡”的智慧，“沟通说服”的能力，有人以“大秘书长”、“八级泥瓦匠”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。然而熟知他的门生旧故都明白，这个生于清皇庭崩溃之际，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浩浩荡荡的老人，他的聪慧、坚持与隐忍，全缘于他作为老派知识分子、老派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。

“可以可以也可以”

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，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，与掌握“重权”的他联系起来。这个“绕”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79年，杜润生重回农口，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，主管农村政策研究。那一年，杜润生已66岁。

1979年冬天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“大包干”，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，在“生死状”上按下了手印。然而，当时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，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。

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，因分歧太大，会议已无法继续。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，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。事到最后，竟然扭转乾坤，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“75号文件”，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。

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，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 “可以可以也可以”：在一般地区，集体经济比较稳定，“可以使群众满意的，就不要搞包产到户”，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，“可以包产到户，也可以包干到户”。这便是有名的“杜氏公式”。

人们说，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，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，文件发下去，农民也都看懂了，他们记住了“可以……可以……也可以……”，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“可以”。

“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‘责任制’三个字。”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，木桌嗡嗡作响。“他把‘责任制’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，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，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。这是大手笔，大智慧！”

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“不许”到“不要”、从“可以可以也可以”到“长期不变”，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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